泱泱中华五千年，无论“秦汉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都称得上是“天朝大国”；相对的，从古至今依附于华夏的边邦番国更是举不胜举，“年年纳贡”自然少不了。

当然，如今的“贡品”都成了文物，在博物馆中继续彰显着华夏的强大；苏州博物馆就有一件巨大的“海外贡品”，其不仅“价值连城”，而且有一个奇怪的名字，“马上杯”。

年，“苏州博物馆”刚刚成立。直白点说，当时名义上是“博物馆”，其实文物、藏品并不多，这倒不是苏州没有文物，而是华夏历经百年磨难，众多宝贝都散落在民间；也是在这种窘况下，博物馆发出捐献文物的号召，苏州市民自然首当其冲，纷纷贡献出自家的“宝贝”。

这天，博物馆来了一位名叫“王季常”的人，据说也是来捐献文物的，但当时却两手空空；工作人员禁不住奇怪地问“文物呢？”

此人竟然回答说“没带，我拿不动”；这话一出，连博物馆的专家也吓了一跳。一般来讲，民间收藏多是些古玩、字画等小件物事；如今这位献宝人竟然说“拿不动”，这件文物得有多大？难道是和“司母戊鼎”一样大的青铜器吗？

为了弄清楚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博物馆专门派了一名工作人员随“王季常”回去鉴定；路上，这名工作人员又问“究竟是什么文物？”

王季常回答说“一只犀角杯。”这话一出，工作人员有点泄气，脸色也阴沉了起来；这不是开玩笑嘛，历史上并不缺少犀牛角制品，这类东西只能说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古董”，但能称得上“文物”得并不多。

而且，就一个“杯子”而已，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犀角杯多为不实用的工艺品，最大、最重的也没超过1公斤的，怎么就“拿不动”了？看来“王季常”不是诚心捐献文物的。

再说“王季常”，眼见博物馆的人脸色阴沉，知道他心里有疑问，于是赶忙上前说“没骗您，我真拿不动，您到家看看就知道了。”

就这样，“王季常”半拉半拽地将这位博物馆工作人员带回了家。真见到那件“犀角杯”，这名工作人员也吓了一跳，阴沉的脸马上变了颜色；这里说明一下，王家的这件“犀角杯”长86厘米，深7.2厘米，角根处宽18.5厘米，重达6公斤多；当然，“6公斤”称不上巨大，一个成年人不可能“拿不动”。

但是，这件“犀角杯”太珍贵了，如果站在保护文物的角度去看，还真不是一、两个人抱起来就走那么简单；就见这件“犀角杯”由一整支特大犀角雕琢而成，其通体光润，经脉、纹理清晰，根部大且中空，略加雕饰成杯形，蔚为壮观。

来的这位工作人员虽然不是“专家”，但对文物收藏也有一定研究，一看眼前的“犀角杯”就不是普通之物；最后只能结巴着说“我得回去打报告，估计要用专车来运送”。

没多久，博物馆的一众考古、文物专家再次来到王家，顺带还开来了一辆运送珍贵文物的“专车”；专家见到“犀角杯”也是惊叹不已，连忙拉着“王季常”的手，询问这件文物的来历，由此引出了一段经典的历史故事。

这还要追溯到年前的大明王朝，尤其是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华夏“天朝”的威名远海外，华夏再次迎来了“万邦来朝”的鼎盛时期；此时，有一海外番邦“苏门答腊”，也有意向天朝皇帝“进贡”。

但是，华夏地大物博，各种奇珍异宝应有尽有。苏门答腊之所以“进贡”，就是想得到明朝的重视，如果送一般的东西，明朝皇帝不稀罕，自然不会重视；可“苏门答腊”就是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小国家，也没什么特殊的东西。

就这样，苏门答腊的君主和臣子商量了许久，有人建议送苏门答腊的“土特产”犀牛角；但也有人反对，当时明王朝的云南、贵州一带有犀牛，再送“犀牛角”显得没新意。

那人接着出主意“明朝虽然有犀牛，但没有苏门答腊的犀牛大，咱们可以送一只超大号的犀牛角”；这主意不错，送一只“超大号”的犀牛角，既寓意明朝的“大”，也不会伤了苏门答腊国的财政根基，而且还能引起明朝皇帝的重视。

就这样，苏门答腊国君命人搜捕了一头“超大个”的犀牛，经能工巧匠制成“犀角杯”送给当时的明武宗；明武宗一见这只巨大的“犀角杯”，果然喜不自胜，也给了苏门答腊不少好处。

但要说明一点，这只“犀角杯”虽说是一种酒具，但因为有“6公斤”重，日常饮宴的都是文人，真用这只杯子喝酒，那还不成了“锻炼肌肉”，因此并不实用。

此后，明武宗就将这只“犀角杯”当成了一种象征。当时有战事发生，出征将士多会被皇帝亲自敬酒；武宗就拿这只“6公斤”的巨大犀角杯向马上的武将敬酒，一则彰显“天恩浩荡”，二则显示马上的武将及其明军豪迈、雄壮，也因如此，这只犀角杯又被称为“马上杯”。

然而，明武宗时期四海升平，可谓国泰民安，哪有那么多战事，这件“马上杯”又没了用武之地；时有宰相王鏊，被誉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武宗为了嘉奖此人，便将“马上杯”赏赐给了他。

此后，这只“马上杯”便在王家后人中传承，直到多年后年，由“王季常”捐献给苏州博物馆；当专家听完这段话后表示，暂且不说这件“犀角杯”的本身价值，仅这段历史就足以称得上是“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