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在全新世中期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亚洲象残骨。河北阳原县丁家堡水库的全新世中期地层中(距今约~年)发现亚洲象的骨骸，是我国已知亚洲象分布最北的记录。和亚洲象骨骸一起发现的还有两种软体动物遗骸：厚美带蚌和巴氏丽蚌。这两种蚌类的现生种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这些事实表明，丁家堡发现的象遗骸，是与那时的气候条件有关。

此外，南方的广东、广西和福建诸省(自治区)，还有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省桐乡县落家角遗址、上海崧泽遗址，长江以北地区有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以及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多处全新世中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象骨制品，此外还有山东大汶口遗址亦发现象的残骨。这些遗址，大致在距今~年前。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全新世中期，亚洲象在黄河下游地区广泛分布，其北界可能达到丁家堡的北纬40°。

时代较晚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不止一次发现象骨及埋象的坑，而且在甲骨刻辞中，也有捕象的记载。这都说明，在今豫北地区，多年前是有野象生存的。这也表明中全新世后期黄河下游地区仍有野象分布，安阳地区的纬度可大致作为距今多年前殷商时期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时期的成都金沙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象牙。这些表明四川地区当时也有大量的野象分布。

中国历史早期的许多文献，关于野生亚洲象的记载很多。

一、秦汉时期的大象分布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九经》：岷山和鬲山(大巴山)，“多犀象。”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的象牙相印证，表明古代四川亚洲象分布很广泛，向北到岷山。岷山在秦岭的西面，与秦岭大致在相同的纬度。据此，历史早期亚洲象在西部地区的分布至少应以秦岭为北界。

亚洲象的象牙在中国古代被一些地方作为向中央政权进贡的珍贵物品。最早记载以象牙作为贡品的是《禹贡》。其中记载“扬州”所贡物品有“齿革羽毛”，“荆州”所贡物品有“羽毛齿革”。据东汉郑玄注，其中的齿被认为是象牙，革为犀牛之皮。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亚洲象的分布。《周礼·夏官·职方氏》荆州物产：“其利丹银齿革。”

《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淮夷位于今淮河下游地区。与上述《禹贡》的记载互相参证，淮河下游地区有亚洲象分布。《国语·晋语》和《史记·晋世家》记载，楚国产象牙。春秋时楚国的范围，主要包括长江中游地区、汉水下游和淮河上游地区。

《国语·楚语上》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一语，说的是巴浦地区犀、象等很多。其中“巴浦”的地望，可解为巴水之滨。据《水经·江水注》，巴水出川东宣汉县巴岭山，西南入江，则巴水应为今四川嘉陵江东支的渠江。巴水流经川东地区，故此可理解为大象在川东地区的分布。

《左传·定公四年》，吴伐楚，楚国“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反映楚国野象很多。《竹书纪年》记载，魏襄王七年，越王献犀角象齿。

上述诸多文献记载表明，在春秋时期以前，在四川地区、江汉平原和淮河下游地区，亚洲象广泛分布，数量很多。特别是楚国的核心的江汉地区，古代有面积广阔的云梦泽，为野生亚洲象提供了很好的生存环境。这一时期亚洲象分布北界，在东部地区应为淮河一线，在西部地区应为秦岭、岷山一线。

野生亚洲象分布北界从河南安阳一线，南退到淮河以南，可能是在西周初年。《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此记载可能反映了野象分布北界的变化，此时即相当于晚全新世的气候转冷之时。野象分布北界的这一变化，可能与气候变冷有一定关系。

西汉时期，长江中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地区，仍有野象分布。汉代司马相如《子虚赋》描写云梦泽地区有“兕象野犀”，汉代桓宽《盐铁论·本议》论及各地物产，提到“荆、扬之皮革骨象”。又在《崇礼》篇和《力耕》篇中提到岭南地区野象很多。

杨雄《蜀都赋》中说到蜀地有犀、象。《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上述记载表明，西汉时期湖北和淮河以南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野生亚洲象分布很广晋代和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野生亚洲象仍频频见于记载。

晋左思《三都赋·蜀都赋》描写蜀地“犀、象竞驰”，又在《吴都赋》中描写吴地“林中有象”。左思《吴都赋》的地域包括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湖南与湖北的部分地区。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犀、象……”这些记载表明，到晋代，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野象还很多，其分布北界可能仍为川北的岷山山地、秦岭和淮河一线。

稍晚，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澜沧江在永昌县以下两侧地区犀牛和亚洲象很多，“水……水自永昌县而北迳其郡西，水左右甚饶犀象”。南北朝时期，荆州和扬州江淮地区仍有野生亚洲象的分布。

《魏书·崔浩传》记载，南朝刘裕死后(刘裕死于公元年)，北魏皇帝欲趁机进攻南朝，大臣崔浩建议：不要武攻，以德化之，则荆州和扬州的象牙等南方珍宝，可不求而至。记载表明，荆州和扬州出产象牙。《南齐书·五行志》记载，南朝齐永明十一、十二年(公元~年)“有象至广陵”。《文献通考》卷三一《物异考》记载，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年)“有三象入建邺”。

《魏书·灵征志》记载，东魏天平四年(公元年)八月“有巨象至南兖州砀郡”。砀郡大致为今安徽省砀山县。《魏书·孝静纪》记载，“元象元年(公元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砀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邺”。《魏书》两次所载当为同一头孤象其在淮河以北的砀郡出现，并被抓获送都城，表明该象在砀郡的出现属偶然的异常现象，在淮河以北地区已属罕见之动物。因此，不能作为野生亚洲象分布之北界，但可说明，群居野生亚洲象的分布当在此之很远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史》记载南朝梁承圣元年(公元年)十二月“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此条内容不见于《梁书》。然而，若结合前述有野象进到建邺城和广陵城的事件、则此淮南有数百头野象出现一事，似应可信。只不过此次象群之大超乎寻常，表明淮河之南和长江沿岸，野象应很多。

综上，南北朝时期淮河应是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

二、唐宋时期大象分布

唐代野生亚洲象分布北界，可从唐德宗放生象一事进行参照。唐大历十四年(公元年)闰五月，德宗刚即位，“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阳”。宋人王说的《唐语林》记载，“代宗时，外方进驯象三十二……德宗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荆山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荆山之阳”当指今江汉平原。这里古代属云梦泽地区。唐代之所以选择这里放生象，也是要考虑其生存的环境问题。唐代将象放生于荆山之南，意味着荆山应是唐代亚洲象在长江中游地区分布的最北界。其纬度大致在北纬31°50。

唐代四川盆地有象的记载。《太平广记》卷四四一《阆中莫徭》记载，“莫徭尝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阆中”即相当于今四川阆中县。这里的纬度为31°03。

在长江下游地区，《太平广记》卷四四一《淮南猎者》记载唐代长江之北多象，“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和州为今安徽省和县。猎者“常逐兽山中”，是指巢湖西南的大别山东南端和位于巢湖东北的张八岭山地。由于猎人的驱赶，这些山地成为淮南地区野生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淮河就位于这两处山地之北。

由此，在长江下游地区，淮河可以作为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即使以位于淮河之南的大别山东侧和张八岭南端为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其纬度也在北纬31°50~32°00。

这一纬度和唐德宗时放生野象的“荆山之阳”的荆门——钟祥(北纬31°50)大致在同一纬度。这表明，德宗时放生野象地点的选择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

综上，北纬32°00应作为唐代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北界。在东部地区，应以淮河这条自然地理界线作为野生亚洲象的北界。

唐代晚期东部沿海地区野象分布北界似乎向南有很大退缩。后周时期的《吴越备史》卷四《后周广顺三年(公元年)》记载浙江南部有象出现，“是岁，东阳有大象自南方来，陷陂湖而获之”。东阳即今浙江南部东阳县。

这一事件表明，东阳地区当时已没有野生亚洲象分布，野生亚洲象从南方来，被作为一种非常事件，人们才将其捕获。由此可进一步推测，到五代时期，东部的浙江地区野象已很难见到，此时野象分布北界可能已向南大大退缩。其北界可能在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北端。唐代南方野象分布广泛，数量仍很多。《新唐书·南蛮传》和唐代樊绰《蛮书》记载云南多野象。

从西周初年亚洲象分布北界在秦岭淮河一线，与唐代后期亚洲象分布北界相比，在长达多年中，野象分布北界的变化在东部地区和西部有很大不同：西部四川地区野象分布北界从秦岭向南稍有移动，东部地区从唐代前期以淮河为界，到唐代后期，野象分布北界在东部地区大大向南退缩。

宋代有关野生亚洲象的记载较多。宋代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在两广、云南以及贵州、闽南地区。

《宋史·食货志上三·漕运》提到由广南地区运送到京城开封的物资有犀牛和大象，“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来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北宋时的“广南”包括今广西和广东两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兽》记载象产于南方，“兽莫巨于象，莫有用于马，皆南土所宜”。“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则两牙”。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五记载邕州永平寨和钦州两处博易场有内地商人来进行交易，其交易的物品中有象牙、犀角等物品。宋代邕州大致相当于今南宁市。宋人撰写的《大观本草》记载不仅广东地区有野象，两湖地区山地中亦有野象，“(象)今多出交趾，潮、循州亦有之”，潮州地区在宋代仍以多象并对农作物造成灾害而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