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手足癣专业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210410/8833646.html

公元23年,王莽的新朝在农民大起义的烈焰中覆灭。二年后,刘秀夺取了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又称后汉〉政权。期间历十三帝、一百九十五年。

东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汉政权的继续。这不止因为东汉统治者自认是西汉刘氏的后起,更重要的在于它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政策方面,均因循于西汉,极少创新之处。因此,东汉的社会问题及其各种矛盾,几乎全是西汉时即已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只不过因其有了新的发展,方显示出某些特点罢了。

东汉王朝虽然是历代王朝中最乏创建的王朝之一,但封建统治者在前期所推行的一些政治、经济政策还是积极的,对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总的说来,东汉的积极措施基本经汉光武帝提出或制定,由明、章、和三帝继承亚执行,使东汉社会保持了八十余年的稳定和发展局面。由于光武帝把京城由长安迁至洛阳,政治文化中心更偏面中原大地,从而改变了以往关中富力独盛的格局,使黄河流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

从汉安帝时起,为东汉后半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官场黑暗,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颇为激烈,中央和地方豪强的矛盾十分突出,同时还第一次出现了宦官为祸的局面。在经济上,由于上述矛盾的出现和深化,形成了官僚、地主、商贾相互渗透、三位一体的经济格局,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大量坞堡,成为地主、豪强的政治、经济实体,发展到后来,便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大大小小的据点,为汉末、三国时期的诸侯纷争莫定了基础。

东汉初首值一提的是解波奴婢问题。我们知道、奴婢问题一直是西汉以来经常被政治家、思想家们所重视的问题,其意旨在于增加农业劳动力。这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反映了被剥削阶级要求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思潮已相当高涨。王莽无疑是唯一将这一思想付诸实施的人,可惜他仍无法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不能括清新旧意识的分野,故演出了禁私奴买卖而不限官奴的节目。结果奴婢买卖限而未果,又没入大批官民为官奴。

刘秀取得政权之后,为缓和阶级矛盾。把解放奴婢问题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解决,自建武六年(公元30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的九年中,先后就奴婢一事下诏七次。其中建武十一年所下三道诏令,是严禁杀害奴婢和对虐特奴婢的法律条款予以废除,其余四道则为释放奴婢,使成为庶人的诏令。

如此频繁下诏,表明光武帝解放奴婢的决心,同时也说明诏令在执行中的巨大阻力。从建武十一年的三道诏令看,私奴婢是不会彻底被解放了的,到东汉中期又恢复到西汉的水平,但官奴婢的解放无疑是相对彻底的。这标志着东汉的社会文明较西汉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奴婢的同时,光武帝还就“顷狱多冤人”一事专在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下诏释放大量在押蒙冤犯人。

所有这些,使农业劳动力空前增加。为避免人民再度卖身为奴,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到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朝廷发给鳏寡孤独和难以支持生活的人粟三斛或五斛前后几十次,平均约三年一次救急粮。东汉奴婢问题不像西汉那样严重,与这一措施也是分不开的。

在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上,东汉一无收效。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曾“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但遣往州郡各官遇到地主、豪强的普遍反抗。故未能实现。此后再未核验土地。不过,东汉初值大乱方止,“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才)十二三。故一段时间内土地问题还不十分突出。

特别是东汉初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发挥出一定的作用。例如: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裁并全国四百余县,又把地方官吏裁减十分之九,节约大笔开支。同时,减轻田赋,恢复西汉三十而税一的旧制。明、章、和三帝时代都曾多次下令减免田租。这些,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均有积极意义。

东汉的农业较西汉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对农民让步政策,使农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生活相应稳定,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生产工具更为先进。从出土情况看,东汉时的铁农具使用地域比西汉更广泛,数量也远为多。铁犁比西汉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这为深耕和提高工作效率创造了条件。

又值注意的是,东汉时牛耕更为普遍,耕牛的重要性更见突出。西汉时,偷牛只按一般偷窃罪加重惩处。东汉则对偷牛者、甚至杀自家牛者也处以死刑。说明牛在农业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再次,水利建设仍具有重要地位。东汉时的水利建设,基本上是恢复西汉的旧有设施,极少创新。

但是,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毕竟在范围上更为扩大。特别是西汉平帝时黄河在魏郡决口,泛滥数十县,多年不治,明帝时,古代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发动几十万人,开凿山阜,建立水门,使黄河、汴渠分流,历时三十五年,终于制服水患,使黄泛区大量耕地恢复耕种。这时期,南北兴修水利均有较大收获。

在南方,会稽太守马臻修起了镜湖,周长三百五十多里,溉田九千余顷。在北方,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境)引水溉田,辟稻田八千余顷。这些,为提高粮食产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东汉还出现了水碓,加工谷物比足踏碓高出十倍,比萃臼高百语。东汉末年,出现了称为“翻车”和“渴乌”的汲水机械,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东汉的手工业也比西汉时又有提高。以铜、铁冶炼和制器来看,西汉时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蜀地,其它地区明显落后。东汉时,岭南广大地区也普遍得到发展,东南地区的铜制器已有较高工艺水平。最值一述的是东汉时期的手工业,颇富创造性。除了前面提到的水碓、翻车和渴乌三项之外,还有若干项创造,它们分别是:纸、阳燧、织花机、铁钉、火井等。纸可能在西汉末已出现,据《汉书·外戚赵飞燕传》说,当时已有“薄小纸”。

东汉前期,纸的数量大有增加。汉和帝时,蔡伦用絮代替缴帛造纸,不仅成本大降,而原料较充足后蔡伦再创用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为造纸原料,造纸大行于世。阳燧即聚光镜。我国战国时即已能造薄玻璃,东汉时已能造厚玻璃。王充《论衡》说,当时方士炼五种石块,铸成阳燧,可在日光下取火。此前,阳燧用铜制作。织花机的研制在西汉已经开始,但到哀帝时尚未成功。

公元59年(汉朝帝永平二年),明帝率群臣祭汉光武帝,群臣所穿衣裳都用五彩花纹很复杂的衣料。可见此时织花机已投入生产。铁钉的使用是意义巨大的。东汉前期,铁钉主要用于制棺木。但铁钉既用于制棺,日后对建筑和造船业的发展作用也就为时不远,对加速工效和提高质量均有积极意义。火井是用于煮盐的。火井的准确使用年代尚不可考。

西汉末年扬雄作《蜀都赋》,还没有提到火井。西晋初左思作《蜀都赋》,已有“火井沈荧(火在井中)于幽泉”句。足见起码在东汉末已使用火井煮盐。用木柴煮盐水一石,只得盐二三斗,用井火可取四五斗,产量增长近一倍。此外,用于冶炼鼓风动力的水排,原始煤炭的石炭,战争用发石击敌的霹雳车等,也在东汉末年陆续问世或使用。凡此种种,足以表明东汉手工业的成就,是西汉时手工业所不及的。

东汉时期的商业,仍保持了发达的趋势。西汉时的中心大都市,此时不仅不减当年,有的更为繁荣。洛阳和南阳是当时最大的中心城市。而全国大小城市成千上万,星罗棋布,正如王符所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与西汉相比,东汉的富商大贾的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主要因为东汉的豪强与商贾之间已很难划清界限,往往一肩二任,甚至连大地主也挤身其间。

东汉的这一特点,事实上使法律上仍压抑商贾的规定效果全失。豪强富家操纵了大商业,他们“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这些人又大放高利贷,“收税〈利息)与封君比入。”母与这种状况相对称的是,东汉都市的奢侈之风远非西汉可比。王符在《潜夫论》中描述京师洛阳豪富之家生活时指出慢莫说主人的奢侈难以尽数,即以其奴婢而言,无不锦衣皮履,身佩犀角、象牙、珠、玉、金、银、琥珀等精制品,以显示主人的豪富。

富人死后,要用楠木为棺,丛几千里外运来一套棺椁重达万斤,耗掉成千上万人工而后方成。洛阳如此,其它城市莫不如此,以至千百小城市也不甘落后,争相仿效。生产力永平的提高,并没有改进手工生产者的生活,而是被大批富人用以著侈和个人财富的积蓄了。

在广大农村,正如我们在前面已讲到的,东汉的土地兼并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放任的。不仅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商贾也毫不逊色,这使得东汉土地兼并程度比西汉更为猛烈。汉光武帝母舅樊宏,在东汉初即有“田土三百余顷。”阴识之子“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光武十王济南王刘康,“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

汉明帝时,马援之子马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实京师膏牌美田。”东汉末年桓帝时,梁冀“多拓林苑,……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此等事例,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东汉土地兼并一代比一代疯狂,到东汉末年,土地集中程度比西汉不知高出多少。

这种情况也可从东汉的户口数与土地数的对比中得到证明。现可看到的东汉耕地数字有五个,户口数有九个。从汉和帝以后的六个户口数和五个土地数(东汉土地数全在和帝以后)看,每下移一代帝王,户口数和耕地数基本双双减少。这表明土地的日益集中和劳动人口民因破产日益成为地主豪强的依附人口。

东汉地主阶级势力的基础,是大大小小的田庄。前举樊宏,梁冀等的田宅情况,就是特大和大田庄。田庄不正是农业生产单位,而且包括林、牧、渔,以至于手工业作坊,是综合经济实体。据崔霆说,当时中原一带的地主田庄不仅种有各种经济作物,还有养蚕、巢丝、织桩、梁色、制衣鞋、制药、酿酒、酿醋等等。田庄中“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大地主的享乐比封君还强,势力等于郡守县令。

崔蹇在《政论》中叙述徒附的生活情况说,他们“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两相对比,形如天壤。

结语

东汉后期,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至从汉安帝元年(公元年)以后,不同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接连发生,这就是史册上所记载的“盗贼纵横”,“督录盗贼”及“盗贼多有”等等。农民大起义已为时不远了。

参考文献:

《太平御览》

《汉书》

《后汉书》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yinhuaa.com/jyhls/113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