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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金石学”是一种与古代人生活用器与“物我”休戚相关的“日常式”金石学：衣食住行，婚丧喜庆。近代以来，它才开始成为文人墨客的“嗜古之学”。那么，金石学在当代有什么意义？如何才能将金石学的魅力引向社会大众？《嘉树堂金石小品》近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嘉树堂金石小品》面世，该书收录了嘉树堂主人（陈郁）十多年来搜集的41件各类金石拓片。所涉及的内容颇为繁杂，从大盂鼎、大克鼎、曶鼎、虢季子白盘等西周青铜重器，到兵戈玺印、镜鉴兵符、先秦泉范、权量诏版、汉魏古砖、南朝石刻、五代造像、宋元钞版等杂件，内容涉及历史、地理、考古、军事、经济、艺术。金石学发端于北宋时期，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明清之际迭有发展。清代中期开始，金石学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结合，进入鼎盛时期。同时，随着大量古器物的出土和发现，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已经从传统的青铜礼器、碑碣石刻延伸到陶文、砖文、地券、造像等各个门类。有别于以往金石类出版以钟鼎彝器、碑碣石刻为主要对象，此次《嘉树堂金石小品》中的种类更加多样，涵盖青铜重器、权量诏版、兵戈玺印、镜鉴兵符、先秦泉范、汉魏古砖、南朝石刻、五代造像、宋元钞版，以及非金非石的杂拓，如犀角、徽墨、刻竹。陈郁的收藏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反映了金石学发展从清中期开始呈现的新面貌，也使得金石学研究范围逐步扩大且深入。西周中期的曶鼎是《嘉树堂金石小品》中收录最早的拓本，而民国拓张志鱼刻竹则是收录最晚的拓本。《嘉树堂金石小品》内页《嘉树堂金石小品》内页鼎是著名西周中期青铜重器，清乾隆年间，时任陕西巡抚的著名学者毕沅得此物于西安，并请幕僚亦为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的钱坫锼剔铜锈并作其释文。不久，嘉庆初年，毕沅因受“和珅贪腐案”牵连而被查抄家产，鼎从此不知所踪。有说“鼎”即此入宫，又有说已沉入太湖，更有说毁于兵火。但无论哪种说法，鼎实物确已不存于人间，今天只能靠为数不超过10件的铭文拓本来想象了。故而曶鼎拓本历来被收藏家、鉴赏家珍视，不仅因为铭文反映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及阶级关系，成为研究西周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更因为拓制精美、保存完好的鼎拓片极为稀少难得，被视为金文收藏的“龙头”。张志鱼则是民国京城刻铜、刻瓷、刻竹“三杰”之一，与金西厓齐名，并称为竹刻中的“南金北张”。金氏竹刻扇柄民国间即有珂罗本画册行于世，被读者所珍爱，而张氏竹刻详尽的文献资料数十年来一直阙如，嘉树堂收藏张氏竹刻扇柄墨拓四册，计三百多品，可补之阙。此次《嘉树堂金石小品》图录出版较一般金石学图录更加注重考据，对这收录拓本版本的流传、人物小传撰写极尽详细，使读者在图像以外可获取更多清代金石学发展、交友、考证等信息。借新书出版之机，“以清代金石学发展为例论金石学在当代的意义学术研讨会”也在杭州召开，来自西泠印社、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及中国文物学会的多位业内专家到场，围绕清代金石学发展的特点，尤其是从清中期开始金石学发展所呈现的新面貌，从多个角度探讨了金石学在当代的意义。研讨会现场当下，金石学界对于金石墨拓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认为，可能恰恰就是作为匠艺技术过程中的、物化的、它的锤拓击打、用墨、字口和虚化等等独特的丰富审美表现力。“就是青铜器、石刻拓片所体现出来的视觉观赏性、还有历史承载与所包含的文化性。尤其是当时人工的锤拓行为过程所留下的技术痕迹，是最宝贵的核心研究对象。”陈振濂提出，目前定位的金石学，会比较习惯于针对古器物的大历史归属和文化史阐释的角度来进行定位，那么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只能在此中无关痛痒地“发发思古之幽情”吗？陈振濂说：“只有把金石学的魅力更多地引向社会大众，这样才不会沦为孤寂之学并渐渐为时代淘汰而无法获得真正发展起来的机会。说到重振金石学，希望大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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