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热异名同类，所谓“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极”。二者皆属阳邪，主要区别表现在致病范围和程度上。其致病范围的区别点在于火性结聚，热性弥散；而在致病程度上热邪较轻，火邪则较重，如更重则称之为毒，火、热和毒在致病程度上有层层递进的关系。

汗法——开通玄府，发散郁热

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则有“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的论述。发汗解表法的实质是为了“通玄府”。《素问·调经论》谓：“上焦不通利……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对于火热之邪所造成的“阳热怫郁，玄府闭塞”的病理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所阐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盛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在治疗上，《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火郁发之”，实为治疗火郁证之根本法则。

张仲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已认识到外邪侵犯人体可引起“阳气怫郁不得越”，提出治疗寒邪束表，寒郁化火的的方剂，如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之类。后世如清代黄述宁所著《黄澹翁医案》中有“中秋前一日，右关又有弦数之象，鼻塞，上火，皮外热汗，当微解之。荆芥、防风、前胡、陈皮、甘草、桔梗、杏仁、半夏。”的记载[5]。金元医家刘完素阐述了火热为病的广泛性，以火热立论，认为热郁玄府，火热郁闭是疾病的基本病机，并将开通玄府的汗法理论运用于各种玄府闭塞的火热证。如阳明伏火与风热之邪相搏，风火上犯导致牙疼。至于寒邪，寒气怫郁，亦能化热。

临床上可将汗法应用于玄府、腠理闭塞的各种痤疮、瘾疹等皮肤病以及郁热不出的肺气郁闭的肺热等各种火热证。如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具有解表散邪、清除湿热功效，为表里双解剂，可用于风寒表邪未解、湿热蕴郁的皮肤病，临床应用中辨证属于湿热兼表证的各种病症，均可灵活应用本方，以奏疏风活血、清热解毒化湿、止痒透疹之功。使用汗法要注意，当汗不汗，会使病邪深入；不当汗而误汗，则徒虚其表，不仅无益，反而误事。汗出之量为“遍身微似有汗者”；中病之征为“热退脉静身凉烦止”。

下法——推陈致新，通下邪热

《医学心悟》中提到：“下者，攻也，攻其邪也”。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应用承气汤类方于大便难、腹满痛、热邪与糟粕相结等阳明腑实证。

金元时期的张子和秉古承新，认为：“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并主张通过泻下痰浊、水饮、瘀血等实邪可以达到“推陈致新”“流通气血”的作用。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运用增液承气汤、宣白承气汤、新加黄龙汤等下法方剂，并提出攻下的主要适应证为“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者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脉沉数有力，甚则脉体反小而实”，与大肠实热的症状不谋而合。总之，下法可广泛运用于舌体喉痛、便秘不通等大肠火的症状以及大便干燥、痰火互结、瘀热阻滞等火热证。高年津枯便秘或素体虚弱、阳气衰微而大便秘结者，不宜用峻下法；妇女妊娠、产后、经期应慎用。

吐法——宣通上焦，条达郁热

狭义的吐法即用涌吐的方式将病邪排出体外的方法。《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中指出：“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吐法机制为开上焦之气，疏通气机。张子和曰：“余尝用吐方，皆是仲景方。用瓜蒂散，吐伤寒头痛，用葱根白豉汤，吐杂病头痛；或单瓜蒂，名独圣，加茶末少许，以吐痰，饮食”，并指出：“五郁之中，木郁达之者，吐之令其条达”。

吐法在临床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吐法有疏通气机、开上启下、条达木郁、祛痰利咽、祛除积滞、排除毒物等作用，经常用于排除痰食、毒物、宿食等，远非现代洗胃术所能替代。吐法可用于痰火壅滞上焦和宿食造成的火热证。吐法可以通过吐其痰、使痰湿、痰饮、宿食排出，从而上焦得通，肺得宣降，火热得除。凡病势危笃、失血、老人、幼童、孕妇、产后以及气血虚弱者，原则上禁用此法。

和法——和转枢机，调和寒热

《道德经》曰：“冲气以为和”。《黄帝内经》中提到：“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结为痈”，揭示出脏腑“和”的重要性。和法重在调和，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用小柴胡汤和转枢机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从而解决“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少阳病的火热证。用泻心汤类方辛开苦降，调和寒热，和中降逆消痞来治疗口苦、口臭、反酸等脾胃不和的火热证候。清代名医俞根初用蒿芩清胆汤和解少阳胆经湿热，后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逍遥散、丹栀逍遥散等调和肝脾，治疗肝郁化火等证。总之，和法可用于寒热错杂、枢机不利、肝脾不调等火热证。

温法——甘温除热，养其脏真

《医学心悟》云：“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用温剂”。治疗火热证用温法属于“热因热用”。《素问·调经论》云：“阴虚生内热奈何……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并指出治则“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李东垣所著《内外伤辨惑论》中提出“甘温除大热”治法，适用于“内伤热中”证，治疗代表方是著名的补中益气汤[11]。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杂证谟·火证》中提出：“若以阳虚发热，则治宜益火。益火之法，只宜温热，大忌清凉……唯有甘温一法斯堪实济，尚可望其成功，否则生气之机终非清凉所能致也”，以及“形而火盛者，可泻以苦寒之物；形而火衰者，可助以甘温之物”。综上，温法可用于阴火上冲、虚劳烦热、阳虚发热等症状。

清法——清热泻火，凉血解毒

《医学心悟》云：“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治热以寒”“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故本法适应证为：一切里实热证，凡热性病，无论热邪在气、在营、在血，只要表邪已解，进而里热炽盛，又无实结者均可用之。清热法的运用又根据热病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火热所伤脏腑有异，有清气分热、清热泻火、气血两清、清热解毒、清营凉血、清泻脏腑等不同用法。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有清阳明经热的白虎汤、清热化痰的小陷胸汤、清热退黄的茵陈蒿汤等。临床上辨治脏腑实热型火热证多用清法，如后世清肺热的泻白散可用于“诸气膹郁，干咳鼻衄”等肺火症状，清胃热的清胃散可用于“牙疼龈宣，颧腮颐肿”等胃火证，清肝热的泻青丸可用于“诸风掉眩，胁痛目赤”的肝火证，清心火的导赤散可用于“诸痛疮疡，口舌生疮”的心火证，清脾热的泻黄散可用于“诸湿肿胀、口疮口臭”的脾火证等。明清的温病学家对清法做了极大的继承和发展，有清热凉血的犀角地黄汤，清热化湿的三仁汤，气营两清的玉女煎去熟地、细生地、玄参方，清络热的清络饮等。总之，清法是临床上运用治疗火热证最常用的治法。

消法——消积祛火，导引散热

《医学心悟》中说：“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无此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消法的消，含有消导、消散、消磨、消除之义，其立法依据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等。金元时期，张洁古创制枳术丸消除脾虚痞热的症状，朱丹溪创制越鞠丸消除气、血、痰、湿、食、火等六郁证。暴饮暴食，可损伤脾胃，导致积食停滞，日久化火；另一方面，饮食偏嗜，也会造成上火。如过食煎炸熏烤的食物、过量饮酒、过食肥甘厚腻等，易聚湿生痰化热。此时可用消法消积祛火，消除火热。综上，消法治疗火热证多为火热之邪与有形之邪食积、痰湿、瘀血等结合所致。食积、气积、痰积原因系脾虚所致者应禁用或慎用消法，因实火所致的临床应用也应注意中病即止。

补法——补虚除热，益元清火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虚者补之”“损者益之”。张仲景治“虚劳里急”用小建中汤来补脾，其主治有“手足烦热，咽干口燥”之热象，黄连阿胶汤来“泻南补北”补阴液来降火。周慎斋善用补法运用于内伤、潮热等证：“内伤证，身热不必理热，保元汤、生脉饮，补中益气汤加桂、附，甘温除大热，先圣之言也”，“虚损潮热，升阳散火汤，后用大补；或日日发潮，一寒一热，宜用益气汤，重加黄芪、甘草，甘温除大热也”。张景岳则从寒热真假、治法逆从角度立论，认为温补之法是从治之法，适用于“真寒假热”。

清代的叶天士、吴鞠通又从治温病角度，提出“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调养胃阴，治疗阴虚火热的见解。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竞争激烈，工作压力普遍加大，熬夜多，而夜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加上经常饮咖啡，食用麦当劳、肯德基等煎炸燥热之品，更易导致肝肾阴虚、阴虚火旺的症候。常会出现烦热、盗汗、咽干、口燥、脉多弦细数或弦劲，舌质干红少苔或光剥等阴虚火热症状。总之，补法多用于治疗虚火上炎、阴虚火旺等症状。运用补法要注意正邪关系，邪气正盛而用补法，有“闭门留寇”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