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酒器主要有钟、钫、壶、榼（扁壶）、尊、杯、觞、角、斛、觥、觯、爵、盏、罍、鏂、鋞、鐎、鉴、缶、卣、斗、勺等；漆木酒器主要有耳杯、樽、卮、扁、壶、钫、钟、瓢等；玉酒器、金银酒器、瓷酒器、玻璃酒器和象牙酒器主要有杯、卮、盏、觥、樽等。实用陶酒器主要有瓮、缸、樽、壶、等；此外还有天然的瓢、箪等。

这些酒器按用途可分为贮酒器、盛酒器、温酒器、挹取器、饮酒器，各种酒器相互搭配组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酒器链。这在汉代已经基本定型，并且沿传至后世。本章根据酒器的用途，按照酒器的形制，主要对汉代酒器尊、罍进行大概的介绍。

一、尊

尊也作樽、罇，“是汉代最常用的盛酒器。它分为盆形和筩形两大类：盆形尊有三足，圈足两种，以圈足者为多；筩形尊也有三足、圈足两种，而以三足者为多，圈足者仅偶一见之。”另外还有一类动物形制的牺尊。汉代的尊除了有青铜、陶质以外，还有漆木制，汉代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多，汉代宴饮画像砖石上也常见。

尊通常被摆于案上或蓆前，是用来盛酒的器具，尊里有勺，供饮酒者挹酒注入饮酒器中。汉代的尊除主要沿用周代的铜铸以外，还出现了漆木制，远古的陶质已很少见，目前考古文物尚未发现，但文献有记载。

《续汉书》卷九六《礼仪志》载“瓦酒樽二，容五斗”；高级考究的还有鎏金、玉制等等。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相关文章阐述以及目前藏于各个博物馆出土的汉代尊计数，大概不下百件，其中每类材质中有代表性的当属以下几件：

1.筩形尊

①（西汉）中陵胡傅温酒樽

西汉中陵胡傅温酒樽（前26年造），年山西右玉县出土，同时出土两件，形制完全一样，口沿都镌刻有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多一个“二”字。樽的通高为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壁厚0.4厘米。

尊盖正中有提环，周边雕三个凤钮，下附底有三熊足，腹部两侧有两个铺首衔环。除在铺首的上下刻有龙凤之外，上下两层还有各种动物造型。铭文就刻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上，盖内还残存着彩绘鸟兽纹，并有一层朱漆。尊的质地为铜铸，器表面通体鎏金，纯度很高，所以在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闪闪发光，华贵典雅。

尊是盛酒器，这已无疑，但可否温酒，一直是有争论的。对这件酒器上的的铭文“温酒尊”，也有不同的解释。如：孙机先生就很赞同唐兰先生的观点，认为温为醖的假借字，温酒即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筩形尊中盛的应是冷的醖酒。右玉尊名中的温字，与加热并无关系。

而另一个在右玉同时出土的盆形尊口沿上的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其本质区别在于一个“温”字，一个是“铜温酒樽”，一个是“铜酒樽”，可见“温”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盛醖酒。因为铜酒樽也可以盛醖酒，可见林巳奈夫认为温酒尊是在尊下加炭火温酒之器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②（东汉）鎏金镶宝石熊足铜樽

鎏金镶宝石熊足铜樽是东汉青铜器中的传世珍宝，目前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樽的形制如常制，圆筒状，通体鎏金，通高4l厘米。樽腹中腰两侧附对称兽面衔环，樽底有三熊状立足。蹲下配承盘。承盘直径35.3厘米，浅盘，通体夔金，盘足亦为三个小熊。

承盘上有铭文，证明这是一件蜀工匠制造的御用酒器。承盘本名承漩，《说文》释曰:“漩，圃镰也”，即圆形炉子。出土文物中的汉代铜蹲一般皆不配承漩，汉代画像石砖上的酒蹲，也通常是筵前盛筵前盛酒备酌之器，所以铜蹲是否有温功能，一直决而未断。

从这件配备承镟的铜樽来看，樽下已有三足，且与镟下三足相同，固知承镟的作用并不足承托樽体。结合承镟的直径远大于樽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承镟的用途在于盛炭温酒，镟內鎏金多巳脱落，也证明这一推測的合理性较大。再联系《说文》说镟是“園鑪”，可证明这套樽镟确是盛酒器兼温酒器。

③（西汉）彩绘双龙纹樽

彩绘双龙纹蹲，年出土于云梦睡虎地47号墓，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蹲通高19、口径10.8、盖径12.5厘米。盖、底为厚木胎，研制;盖壁与器壁为薄木胎，卷制。整器呈圆筒状。直口，直壁，平底。盖顶隆起，并装饰三个S形铜钮。腹外有单环耳霎，近底部有道铜箍，铜箍下铸有三铜蹄足。

器内髯红漆，器表面髯黑漆，并在其上红、褐色漆彩绘花纹。虽然漆木器在汉代发展很快，特别是漆木饮酒器几乎取代了青铜酒杯。然而作为盛酒器的“蹲”，却并不多见，因此这一件保存完好的漆木酒蹲也是非常宝贵的。

④（东汉）神兽纹玉樽

东汉神兽纹玉蹲，现藏于湖南安乡县文物管理所，年由安乡县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出土。蹲的形制为直筒状，器身上雕有仙人、龙、虎等纹饰，通高10.5厘米。

蹲腹中腰有三道凹带，将纹饰分成上下两组。上组镶有一对铺首衔环。器底以三熊足支撑。这件玉蹲的形制与前两个铜尊相近，应该是先有铜尊，之后才有玉蹲，应该是仿造青铜器式样。汉代玉很有名，所以两汉时期玉蹲也多见。

2.盆形尊

①(西汉)勃阳阴城胡傅温酒蹲

此尊通高34.5厘米、口径64.5厘米，平唇，鼓腹，圆底，下有三虎形足。腹有素宽带，中加一道弦纹作饰。与带纹平行，分列三个铺首衔环通体鎏金，并加彩绘群兽。平唇上刻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根据尊上的铭文，其名应更为“铜酒樽”，而不是“温酒尊”。据此铭文与另外两件同时出土的筩形尊铭文的差别，我们可以推断，盆型尊只作为盛酒器，而没有温酒的功能。

3.牺形尊

牺形尊也称肖形尊，指作成动物形的酒器或水器，这在商代铜器中已不乏范例，如牛尊、象尊、豕尊、鸮尊等均有实物传世。周代更有驹尊、貘尊、兔尊、鸭尊等，种类甚多。在儒家经典中，牺尊和象尊最受推重。但何为牺尊、象尊、说法不一。

汉代学者对牺尊、象尊之造型的误解，从侧面反映出肖形尊在汉代已不太流行，然而并不意味着当时这类器物已然绝迹。比如年出土于陕西的西汉“犀牛铜尊”和四川东汉画像砖上的“酒肆羊尊”，均说明这类酒器至汉代仍末泯灭。

①（西汉）犀牛铜尊

该尊系年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县窦马村，为西汉时期最为优秀的肖形青铜酒器。尊高34.4厘米，全长57.8厘米，重13.3公斤。它整体铸作抬头犀牛状，尊口开在犀背，呈椭圆形，上覆京面铜盖，有活动环扣连结。可以启闭。犀嘴衔一圓管作尊流。

犀牛躯体肥腴健壮，昂首伫立，犀角一前一后，鼻角长额角短，双角朝前倾耸。两眼嵌乌黑发亮的料珠，颈部皮肤皱叠，短胡下垂，四足短矮，蹄三趾，尾尖上翘，形象生动逼真。犀尊躯体遍布嵌金流云纹，间有谷粒纹和涡纹。这是一件极为珍稀的青铜雕塑艺术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②（东汉）酒肆羊尊

这件于一九八六八四川省彭州市升平乡搜集，现由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羊尊酒肆画像砖》，右上端案上放置一个方形容器和二个羊形盛酒器。右下端一个人推的独轮车上也载有一羊形盛酒器。应该被认定为“羊尊”。羊尊像其它形制特殊的牺尊一样，当为盛酒器。这说明直到东汉仍有以鸟兽形象制作特殊形制盛酒器的遗风。

二、罍

《论衡》卷六《雷虚篇》：“礼曰：刻尊为雷之形。”礼记明堂位注：“尊，酒器也。”汉代文献中常常“罍樽”并提，《后汉书》卷四○下《班固传》曰“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赋中提到了“钟”、“罍”和“觞”，却没有说汉代最常用的“尊”，是因罍樽二者常通用，为了押韵，班固选用了“罍”，而非尊。

孙机先生《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阐释：汉代的酒器中还有罍。《后汉书·班彪传》李注：“罍，酒器也。”被称为罍的器物虽然在商代、西周时已经出现，但到了春秋、战国时，它的器形发生了变化：颈部缩短、腹部鼓起，显得比较矮胖。

满城一号墓曾出土铜罍。根据孙机先生的考释，汉代应该还有罍的存在，但因其盛酒器的功能趋同于尊，所以汉人常常罍樽不分。徐正考在《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中列举了淳于罍、大官右般罍、下米罍二、齐大官右般罍二、齐大官畜罍二、齐大官罍等九罍，上均刻有铭文。

1.齐大官畜罍

年出土于窝托社区南西汉墓陪葬坑。通高37.5厘米，口径15.2厘米，重7.3公斤。小口，短颈，鼓腹，平底。素面，器壁较薄。上腹部饰一对铺首衔环，外腹镌刻铭文：“齐大官畜，桀人。下米。大官曹。下米。大官一钧五斤。”经考证为西汉王室用物。

2.中山铜罍

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铜罍4件。小口，宽唇外平折，细短颈，圆鼓腹，短圈足，上腹部有铺首衔环一对。高34.8——35.7厘米。其中1:高35.6、口径16.2、腹径34.2、圈足径14.5厘米。

三、总结

汉代酒器具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随着汉代酒业的迅猛发展，汉代酒器具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考究与完备。除了沿用周代的青铜器以外，漆木酒器也发展很快，基本上是青铜酒器与漆木器并重，二者沿着铜器逐步衰微、漆器日益昌盛的趋势发展。

此外还有少量的玉酒器、金银酒器、瓷酒器、玻璃酒器和象牙酒器等，多为饮酒器。实用陶酒器已很少出现，出土较多的是汉绿釉陶制的冥器。而且由于汉代上层社会的生活铺张，宴饮讲究排场，酒器也就越来越考究，出现很多传世精品，为世人所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