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元说话技艺“小说”家有“发迹变泰”一支，明代话本小说因而多见“发迹变泰”题材，然而《金瓶梅》西门庆故事只能算是“暴发”典型。本文针对西门庆的暴发状态分三个层面探讨，一是人性面的炫耀、卖弄和放纵，二是心理层面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三是无意识的去势恐惧。关键词：《金瓶梅》；西门庆；暴发

一、前言：从“发迹变泰”到“暴发”

中国古代小说讲到“暴发”，最接近的概念应当是“发迹变泰”──宋代说话技艺“小说」家的一种类型(或题材)。

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提到当时“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

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1]

这段文献只要断句不同，四家之说便有很大歧异，学者曾经对此争执不休。然而，胡士莹的四家分类概念，得到不少支持，其主张是：

1.小说(即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

迹变泰之事。

2.说铁骑儿──士马金鼓之事。

3.说经──演说佛书；说参请──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说诨经。

4.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2]

即“小说”别名“银字儿”，下分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四种类型，各类型文本多喜谈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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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纪胜》之后，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小说讲经史》也谈到说话四家，但很明显是继承《都城纪胜》的讲法而微调。关于“小说”家的内容是：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有谭淡子、翁二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徐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3]

此处所谓“发发踪参”，后人多认为是“发迹变泰”之讹。

有趣的是，如果调整一下断句，《梦梁录》似乎把“小说”家内容分成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及变泰(发发踪参)共八种类型？

这种主张可以对应罗烨《醉翁谈录》，因为该书《舌耕叙引小说开辟》同样把“小说”分成八类：“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4]。

罗烨可能把发迹变泰窄化成道教的变态(变化)升仙之流，因此原来的“发迹、变泰”被置换为“妖术、神仙”。

综合以上三家宋人笔记，对于“发迹变泰”之于“小说”家有两种不同解释。

《都城纪胜》认为“小说”下分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四种类型，各类型文本喜讲发迹变泰题材。

《梦梁录》认为“小说”下分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共八种类型，亦即有人专讲发迹或变泰故事。

这两种说法不存在对或错的问题，因为它反映耐得翁与吴自牧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对小说家进行的观察，重要的是，“发迹变泰”确实成为宋代小说家在意的重要元素，康来新甚至主张此系宋人独创──

我以为，“发迹”“变泰”为宋人新创的议题，其他六类大致有所本，灵怪烟粉之于志怪，而志怪，《庄子》时代就有的词语，六朝更蔚为成风；

传奇，《莺莺传》的“言情”是也；

至于“公案”，《广记》收录了“精察”类，很相像。再说朴刀杆棒，应是太史公的游侠、刺客之流。唯独“发迹”“变泰”寻祖不易，是个新生的婴孩。[5]

不过，“发迹”一词其实起源很早，曹植《与杨德祖书》提到“德琏发迹于大魏”[6]，指应玚由隐微而得志通达。

“变泰”的概念更早，结合《周易》否卦、泰卦，古代很早即有“否极泰来”的用法。

“发迹变泰”指的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境遇由穷而达、地位由卑而尊、财势由贫而富的惊奇经验。

由于人性本来就向往美满，突如其来的美满尤其令人欣羡，所以在传说和史传早就可以看到发迹变泰故事[7]，

只是到了宋代则由民间艺人接手传播。潘承玉考察宋、元、明话本和戏曲，发现发迹变泰题材正式出现在宋代，一开始以文士发迹较多，评价则是肯定与否定并存；

到了元代，对文人发迹的负面批评减少，同时开始出现武人发迹故事；入明之后，文人发迹和武人发迹仍然可见，唯工商业者发迹成为新的兴奋点[8]。

有趣的是，一旦论及明代发迹变态类型(或题材)小说，学者目光基本只聚焦于晚明的“三言”和“二拍”──

例如《古今小说》卷5《穷马周遭际卖食追媪》、卷11《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卷15《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卷21《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警世通言》卷6《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卷17《钝秀才一朝交泰》、卷18《老门生三世报恩》，

《醒世恒言》卷20《张廷秀逃生救父》、卷31《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拍案惊奇》卷1《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卷21《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二刻拍案惊奇》卷36《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卷37《迭居奇程客相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等。为什么呢？

一来是《都城纪胜》、《梦梁录》谈发迹变泰乃针对说话四家中的“小说”家，所以学者自然把目光置于承袭、改写宋元话本旧作的“三言”，以及模拟说话形式的“二拍”──亦即短篇小说。

二来才是“三言”和“二拍”确实有不少引人注目的发迹变泰故事。

但是，这不代表发迹变泰类型(或题材)小说[9]只能局限于短篇，理论上，长篇小说也应该可以被考虑。

尤其，《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难道称不上发迹变泰？为什么学者鲜少从这个角度讨论西门庆？

这个问题，不妨从发迹变泰类型(或题材)小说的“模式化”进行探讨。

根据研究，前列“三言”、“二拍”中这些文本，首先在总体情节结构上有一个模式，即人物必须历经戏剧化的“贫贱─困顿─机遇─富费”四部曲；

其次，从功能性情节的角度看，人物多半都会碰到发迹预兆，也往往必须先经历磨难，此近似于民间文学常见的“受难─成功”母题[10]。

《金瓶梅》的西门庆故事并未满足“贫贱─困顿─机遇─富费”这个历程，它缺少前半段的贫贱和困顿内容，西门庆甚至不曾处于贫贱和困顿际遇。

《金瓶梅》词话本第2回写到：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11]

很明显，西门庆甫登场之际，已经“发迹有钱”了。

后来他所以更进一步发财致富、加官进爵，手段之一是接收孟玉楼、李瓶儿带进门的嫁妆，由此累积发家所需资本；

二是仗着财富勾结官府，结交权贵，既成为国家官僚的一员，又是经营长途贩运、开铺自卖的商人。

短短六、七年内，他从一介平民变成山东省提刑副千户、正千户，开了生药铺、当铺、缎子铺、绒线铺、紬絾铺，累积大约十万两银子身家。

如果以发迹变泰类型(或题材)小说“贫贱─困顿─机遇─富贵”的模式来检视，西门庆故事只涉及机遇和富贵，因此《金瓶梅》应不同于“三言”、“二拍”里的发迹变泰小说。

又由于《金瓶梅》主要写西门庆发迹变泰后的得意、炫耀、卖弄、放纵以至于逞强，所以不如说它是一部写“暴发”的小说，西门庆是土豪、富商、官僚三位一体的“暴发户”。

二、明代商人的“暴发”

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金瓶梅》是一部“借宋写明”的小说，故事时空虽然写宋徽宗政和2年()到宋钦宗靖康2年()约十六年时间，

但实际所指的，可能包括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各朝，甚至可能涉及明神宗万历(-)前期。

然而明代自嘉靖、隆庆朝以降，商业经济发展为社会带来高度繁荣，因此“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12]，富者尤其具备奢靡放肆、任情逾礼的条件。例如嘉靖时人何良俊就记载：

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

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前有一士夫请赵循斋，杀鹅三十余头，遂至形于奏牍。

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殽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13]

饮食侈靡、暴殄浪费的风气为什么愈演愈烈？

何良俊说：“然当此末世，孰无好胜之心，人人求胜，渐以成俗矣。”[14]

完全是争胜心理作祟。因为好胜，所以炫耀、卖弄、讲排场。比何良俊小十几岁的叶权提到：

今天下大马头，若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最为商货辏集之所，其牙行经纪主人，率赚客钱。架高拥美，乘肥衣轻，挥金如粪土，以炫耀人目，使之投之。[15]

商人之所以架高拥美、乘肥衣轻、挥金如粪土，只为了“炫耀”二字。商人有钱之后，可以买官鬻爵；反过来讲，官吏也可能从事商业活动。

过去有人把西门庆这一类人物称为“官商”[16]，官商的形成要不是官吏从事商业活动，要不就是商人藉捐资加入官僚体系。

西门庆的情况好像两者皆是，他开生药铺、当铺发迹有钱后，借着向太师蔡京送礼而当上提刑官，做官之后他又陆续开了缎子铺、绒线铺、紬絾铺，似乎经商才是他的主业。

商人仗着财势不免傲慢，如果同时居着官职，大抵更是目中无人，看明人洪亮吉提供的这个例子：

岁甲午余馆扬州榷署，以贫故，兼肆业书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门外，各跨一石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

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颌之，不答也。[17]

这个商人的“三品章服”，自然是捐纳得来的，文中他对那个肄业生的轻蔑，完全是权贵者的阶级傲慢。

对商人来说，既然官爵可以用钱买来，朝中权贵可以用钱投资，那么文人独有的风雅也可以用钱堆积。

有些富商炫耀的是刻意经营的风雅品味，见这个例子：

董玄宰三楚督学归，怡情赴宴，一旧族子骤富，仿名公家营构精舍，中藏书画、鼎彝、琴碁、玩好之物，充牣无序，又与算格、法马、账簿等交互错置。

因邀玄宰、眉公与张侗初辈花会谈叙，饭后引入清谈。主人各为夸指某物，矜所自来，某为的系真迹，某件价值多少，玄宰闭目摇首曰：“太多太多，秽杂矣！”

主人领意，急令各去其半，又问玄宰：“眼前清旷否？”仍曰：“正未正未！”

再为割情裁减，几至于无，复问：“如何？”

玄宰目眉公曰：“兄意以为畅适否？”

眉公曰：“毕竟不洁净。”玄宰曰：“晓人。”

主人曰：“如此尚多，乞示何法？”

玄宰曰：“更无别法，如吾兄亦去之可耳。”

满室大噱。[18]

既个“骤”富的旧族子弟，自然就是个暴发者，但对董其昌、陈继儒等人来说，他们炫耀、卖弄的内容如果属于文人独有，不过沦为东施效颦罢了。

三、西门庆的“暴发”形象及心理

西门庆的暴发状态和心理特征，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作为一名暴发户，西门庆自然禁不住要炫耀、卖弄、放纵自己的财富和权势，此乃人性。

例如第31回，当他获派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趱造衣服。又叫了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都是四指宽玲珑云母、犀角、鹤顶红、玳瑁、鱼骨香带。”

正在乱时，应伯爵和吴典恩来向西门庆借钞，西门庆一径卖弄说道：“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

应伯爵抓住他的心理极口奉承夸奖，并问西门庆使了多少银子才得这个宝贝，果然西门庆得意非常地述了来由，高兴之下便承应了吴典恩借银一事。

几天之后，辄见西门庆“每日骑着大白马，头戴乌纱，身穿五彩洒线猱头狮子补子员领，四指大宽萌金茄楠香带，粉底皂靴，排军喝道，张打着大黑扇，前呼后拥，何止十数人跟随，在街上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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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喜欢巴结权贵，例如第36回，新科状元蔡蕴及同榜进士安忱到临清打秋风，西门庆先是差人拿拜帖上船，送上一分“嗄程，酒麫鸡鹅嗄饭盐醤之类”。

次日则在自家摆宴，叫四个唱的，临走送蔡状元「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安进士也有“色缎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

再如第49回，已经成为御史的蔡蕴带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同来临清，西门庆又是各送一大张桌席的厚礼：“两坛酒，两牵羊，两对金丝花，两疋缎红，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

以上既是奉承也是炫富。

所以，到了第78回，西门庆财富和权力均达顶峰之际，应伯爵领着李三对西门庆说买卖，来者本意只要西门庆和张二官各出五千两银子，两家合着做一宗朝廷的古器买卖，只见西门庆不以为然地说道：“此是我与人家打伙儿做，我自家做了罢。敢量我拿不出这一二万银子来？”

西门庆对自己的财富和权力有高度自觉，他因此刻意为所欲为，至少在性爱方面。第57回，便见他大剌剌地炫耀着自己的威风：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来自财富和权力的信心，让他有淫遍天下妇人的愿望，这一点潘金莲看得最清楚，第61回她说：

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耍遍了罢。贼没羞的货，一个大眼里火行货子！你早是个汉子，若是个老婆，就养遍街，遍巷，属皮匠的，缝着的就绱。

“逢着的就上！”金莲这般形容着实传神。

“自幼常在三街四巷养婆娘」的西门庆，早培养出一种“嫖客」性格。

第49回得到胡僧给的春药后──得春药自然是他暴发般加官、致富的隐喻──其嫖客性格更加被激化，接连寻王六儿、李瓶儿、潘金莲、李桂姐、吴月娘、郑爱月儿“试药”，难怪张竹坡在第52回回评说他“自喜梵僧之药，欲卖弄精神！”[19]

而且愈到后来，更扩大了性交对象和性交想象，另外加入如意儿、林太太、贲四媳妇和来爵媳妇，并且妄想王三官娘子黄氏和何千户娘子蓝氏，俨然成为天地第一的嫖客，死前几回尤其荒唐。

作者在第78回冷冷地说：“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

可知这暴发户的放纵全都基于逞强和卖弄心理。

很多学者习惯以第49回西门庆得胡僧药为分水岭，把小说分成上、下半截，例如浦安迪就说：

“从多种意义上看，以西门庆喜获神奇春药的庆祝进入高潮的第49回就标志着这一道分水岭。

小说的前半部分刻划了他发财、做官、纵欲，步步升级；而在后半部分，正是这些方面的得意加速了他自行毁灭的过程。”[20]

多数人只注意胡僧药引发的生理反应，没有留心作者加诸于它的文学设计。

胡僧药是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宝贝，它跟西门庆在短短几年内莫名其妙成为暴发户一样，具有相同的性质，所以从文艺的角度讲，胡僧药的功效恰是被设计来阐释西门庆的暴发心态。

因此张竹坡所谓“自喜梵僧之药，欲卖弄精神！”乃是一语双关，西门庆不只卖弄暴发的性能力，更是卖弄暴发的财富和权势。

其次，轻易到手的财富和官衔，也强化西门庆的征服欲和占有欲。

不过，这方面的性格特质在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看不太出来，作家全藉由性事表现。

西门庆的性征服和性占有，主要表现在近乎凌虐的性爱“游戏”，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妇人身上“烧香”。

这个残忍的游戏在小说出现四次，分别是第8回对潘金莲、第61回对王六儿、以及第78回对林太太和如意儿。且看对如意儿这个例子：

西门庆见丫鬤都不在屋里，在炕上斜靠着背，扯开白绫吊的绒裤子，露出那话来，带着银托子，教他用口吮咂。……

咂弄够一顿饭时，西门庆道：“我儿，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烧炷香儿。”

老婆道：“随爹你拣着烧炷香儿。”

西门庆令他关上房门，把裙子脱了，上炕来仰卧在枕上，底下穿着新做的大红潞紬裤儿，褪下一只裤腿来。

西门庆袖内还有烧林氏剩下的三个烧酒浸的香马儿，撇去他抹胸儿，一个坐在他心口内，一个坐在他小肚儿底下，一个安在他毛必盖子上，用安息香一齐点着。那话下边便插进牝中，低着头看着拽，只顾没棱露脑，往来送进不已，又取过镜台来，傍边照看。

须臾，那香烧到肉跟前，妇人蹙眉啮齿，忍其疼痛，口里颤声柔语，哼成一块，没口子叫：“达达，爹爹，罢了，我了……好难忍也！”

西门庆所烧的是“烧酒浸的香马儿”，显而易见，这对妇人而言是一项痛苦的肉体折磨，但对西门庆来说却是一种满意的心理享受。

西门庆借着这个性爱“游戏”，一面宣誓男性对女性的身体占有，一面强调男性之于女性的主宰地位──他有绝对权力使用家长式暴力来操控、凌虐伴侣的肉体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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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征服和性占有，有时是用具惩戒意涵的性交活动来表现，最著名的莫过于第27回葡萄架下那一幕。

这场戏发生于炎炎夏日，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在葡萄架下喝酒并投壶耍子，妇人给酒灌得醉了，就这么自在地睡将起来──“脱的上下没条丝，仰卧于衽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红鞋儿，手弄白纱扇儿摇凉”。

结果西门庆淫心触动，“先将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津*出，如蜗之吐涎”。

接着“把他两条脚带解下来，拴其双足，吊在两边葡萄架儿上」，粗暴地进行性交。

又忽地把妇人丢下，任其尴尬地吊在葡萄架下，之后回来，玩起所谓“投肉壶”的游戏──拿李子投掷妇人的**，后来甚至把一个李子放在*户内。

几经折磨，潘金莲总算知道西门庆在惩罚自己，于是求饶：“我晓的你恼我，为李瓶儿故意使这促恰来奈何我！今日经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

西门庆这才满意笑道：“小淫妇儿，你知道，就好说话儿了。”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也就发现，之前西门庆对潘金莲说的那句话──“我把这小淫妇，不看世界面上就肏死了！”──从来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一个警告：潘金莲永远不能为李瓶儿肚中的生命争风吃醋。

但西门庆嘴里放过潘金莲，无意识或许没有，接下来的性交因为用力过猛，导致妇人“目瞑气息，微有声嘶，舌尖冰冷，四肢不收，亸然于衽席之上矣”。

待她苏醒过来，娇泣向西门庆诉道：“我的达达，你今日怎的这般大恶？险不丧了奴之性命。今后再不可这般所为。”

到这个时候，她总算晓得汉子施加于她身上的惩罚──原来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对女人施予家长式暴力，尤其是以“性凌虐”的形式。

女性主义学者对此看得十分深刻：

这一回揭示了西门庆对潘金莲的处罚(因为潘竟敢在他面前向怀了他孩子的宠妾挑衅)。

而吊诡的是他处罚的方式正是透过“性”的技巧，也就是金莲从他那儿得取权力的技巧──以致几乎“肏死她”。

这是一种反规范的处罚方式：透过重复的折磨技巧来“矫正”别人的“侵犯”；但后者的“言语刺伤”不留痕迹，而前者的“矫正”却可导致对方的身体伤残。[21]

西门庆的风流帐薄，除了妻妾和妓女，还有不少属于非法通奸。

姑且不论后来嫁入西门府的潘金莲和李瓶儿──她们都是背着原夫和西门庆有染──这本帐上的通奸对象多为家人媳妇，包括来旺儿老婆宋惠莲、韩道国老婆王六儿、来爵儿老婆惠元以及贲四老婆等等，都是西门庆仗着家长之尊与财富之势，半勾半诱刮上手的妇人。

不过在家人媳妇之外，西门庆偷情王招宣府林太太就不一样了。王家祖上是太原节度邠阳郡王，既是“报国勋功并斗山”的官宦之家，又标榜“传家节操同松竹”。

林太太着了西门庆的道之后，不只身子任其摆布，甚至要儿子拜奸夫为义父，败德行径自然玷污了招宣府那块“节义堂”牌匾。

但是反过来看，西门庆偷期官夫人林太太，觊觎少夫人王三官娘子黄氏，更象征暴发户对政治权贵的一种想象性征服与占有。

第36回写西门庆自谦“在下卑官武职，何得号称”，坚持不肯对蔡状元透露自己字号；全书到处见他对进士、太监、御史前倨后恭；暴发户的本分、节制、甚至自卑，在林太太身上都得到了替代性补偿。

《金瓶梅》写西门庆的暴发反应，不论是表面上炫耀、卖弄、放纵自己的财富和权势，还是意识底层那股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很多都藉他的性交活动来表现。

再则，西门庆的性征服和性占有欲望，在很多时候更反映出他无意识的「去势」恐惧。

例如第19回写西门庆娶李瓶儿来家，因记恨先前妇人私嫁蒋竹山一节，连着三天不进“新人”房里，惹得妇人上吊。

之后虽救了下来，可西门庆罚她脱光衣服跪地，拿马鞭准备执行家长惩戒。接下来──

(西门庆)又问道：“淫妇你过来，我问你：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

妇人道：

“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

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

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

一席话才说完，西门庆欢喜无尽，立刻丢了鞭子，好生把妇人拉起来穿上衣裳。

表面上，西门庆不满妇人找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入赘，并且资助这厮开生药铺和他打擂台；但骨子里，他气的是李瓶儿挫了他的“雄风”，到他手里的妇人怎么可能转投别的汉子？

结果李瓶儿聪明，一句“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挥去了男人心中的疑云，既肯定他的性交质量，又确认他的经济地位，西门庆岂能不满意？

到第78回，西门庆早已荣升提刑正千户，并且家财万贯。

这会子西门庆和奶妈如意儿交欢之余，要求在妇人身上烧香，待那香烧到肉根前，妇人蹙眉啮齿苦苦告饶，这时候──

西门庆便叫道：“章四儿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

西门庆教与他：“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

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

西门庆又问道：“我会*不会？”妇人道：“达达会***。”

两个淫声艳语，无般言语不说出来。

西门庆那话粗大，撑的妇人牝户满满，使往来出入，带的花心红如鹦鹉舌，黑似蝙蝠翅一般，翻覆可爱。

西门庆于是把他两股，扳抱在怀内，四体交匝，两相迎凑，那话尽没至根，不容毫发。妇人瞪目失声，**流下。西门庆情浓乐极，*邈如涌泉。

这场“游戏”的一开始，西门庆要如意儿为其口交，承诺赏她一件“好妆花缎子比甲儿”，已可见两者间的权力关系。

接下来，西门庆要求如意儿让他在她身上烧香，则是用伤害女性身体的方式考验其忠贞。

再接着，西门庆丢了一个自己写好的脚本给如意儿，妇人只消宣称自己是因西门庆的性能力而离开丈夫熊旺，烧香所带来的肌肤之苦就可以结束。

在这过程中，读者除了看到无依妇人的辛酸，更看到男性家长在无意识里的性焦虑──西门庆即便本就彻底拥有如意儿(及其他妻妾)，他仍要一再确认这个事实，以确认自己性交能力的方式。

然而这同时反映出暴发户在无意识里更深层的政经焦虑──即便西门庆在商场、政坛春风得意，既有银子也有权力，他仍要透过性交成就来反复验证这个事实。

换句话讲，作者在这里隐隐托出西门庆无意识领域的“去势”焦虑，既担心失去性能力，也担心失去在家庭里的统治力，更担心失去在官场及商界的主宰力。

西门庆死前几回，是他攀向人生权力高峰的精采时刻，作家却写其陷入无休止的性爱追求，表面上看纯然只是放纵逞强，熟知他不是陷入自己也不知道的去势焦虑呢？个中情节的言外之意实在发人深省。

四、小结

长久以来，人们对西门庆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水浒传》那个不事生产、淫人妻女的刻板印象。

殊不知，《金瓶梅》的西门庆已成为土豪、富商、官僚三位一体暴发户，他的性冒险虽然持续未歇，但其目的和意义不再只是感官的满足和追逐，反而折射更多存在处境──包括对权力及财富的良好自觉，以及对毁灭和失势的恐怖无意识。

离开《水浒传》那个概念化的“奸夫”西门庆，《金瓶梅》的西门庆形象更见血肉，唯有确实掌握他的暴发本色，并且留意他于性事之所以逞强卖弄的缘由，才能真正感受作家刻画这个人物的巨大成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意在摹写暴发户西门庆的《金瓶梅》，长期以来都被人批评其叙事琐碎。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凡例》就说：“若《金瓶》乃隐大段精采于琐碎之中，止分别字句，细心者皆可为，而反失其大段精采也。”[22]

刘辉更在比较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同时，对词话本叙事琐碎颇有微词，他说：

《金瓶梅》人物刻画真实传神，细节描写生动细腻，在古典长篇小说中，只有《红楼梦》堪与匹敌。但是，过细则失之繁琐，甚微则招人厌恶，这原是《词话》中固有的弊病……。

特别是一些摆设、服饰、菜单，包括色情描写在内，缺乏典型化，往往与塑造人物性格和环境烘托无关，尤显琐碎臃肿，多了更觉雷同。[23]

然而刘辉没有想到的是，“暴发”在表达意义上本来就有过多、满溢、猛烈之意，西门庆的暴发生活自然也要用超出平均的饮食用度、意在炫耀的服饰配件、偏激违和的性爱活动来表现，因此──琐碎几乎是暴发叙事的必然！

而且，暴发适合写实不适合写意、宜直铺不宜象征，所以《金瓶梅》不像《红楼梦》可以并采象征主义的笔法，间容神秘主义的氛围，它就只能像是帐薄或自然主义的文本。

[1]宋耐得翁：《都城纪胜》，收入宋孟元老等着：《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台北：大立出版社，年10月)，页98。[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年5月)，页。[3]宋吴自牧：《梦梁录》，收入宋孟元老等着：《东京梦华录外四种》，页。[4]宋罗烨：《醉翁谈录》(台北：世界书局，年3月)，页3。[5]康来新：《发迹变泰──宋人小说学论稿》(台北：大安出版社，年12月)，页7。[6]魏曹植撰，清丁晏纂，叶菊生校订：《曹集铨评》(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年6月)，页。[7]李健秋：《从史传与传说中走出的文学──论古代发迹变泰故事的文本流变》，《黑龙江社会科学》年第2期(总第95期)，页-。[8]潘承玉：《论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6期，页86-。潘承玉：《发迹变泰──宋元明小说题材流变考察之一》，收入潘承玉：《求真与问美：古典小说名著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年9月)，页57-73。[9]除了类型，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也可能从题材、主题或母题入手。从题材入手可见前注潘承玉文。从主题入手可见欧阳健：《“三言”“二拍”中“发迹变泰”主题新说》，《文史哲》年第5期，页51-58。从母题入手可见吴光正、胡元翎：《“三言”发迹变泰故事的母题分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1期，年3月，页80-85。[10]张健秋：《古老而常新的模式化叙述──论“发迹变泰”故事的叙事艺术》，《北方论丛》年第5期(总第期)，页26-29。[11]明．兰陵笑笑生原著，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年2月)，页31。以下引文悉据此本，不另赘注页码。[12]明．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年11月)，卷7，“风俗纪”，页。[13]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年11月)，卷34，“正俗一”，页。[14]同前注。[15]明．叶权撰，凌毅点校：《贤博编》(北京：中华书局，年11月)，页22。[16]陈诏：《西门庆──明代官商的典型》，《金瓶梅小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年12月)，页58-68。[17]清．洪亮吉撰：《更生斋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年)，甲集，卷4，“又书三友人遗事”，页12b。[18]明．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谈往》，卷2，“封君公子”。转引自陈万益撰：《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年5月)，页75-76。[19]转引自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年3月)，页。[20]浦安迪着，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年10月)，页53。[21]丁乃非：《秋千脚带红睡鞋》，收入张小虹编：《性别研究读本》(台北：麦田出版社，年8月)，页55-56。[22]转引自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页55。[23]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问题研究之一》，收入刘辉：《金瓶梅论集)(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年3月)，页1-46；又收入刘辉：《刘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年6月)，页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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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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