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政府借口军事需要向人民征收重税。它的土地只及北宋的三分之二，税收却增加四分之一。其办法有二，一是农业税的附加税很重，要加收所谓“耗米”，纳税一石要交一石五六甚至三石。另一是杂税，最厉害的是“经总制钱”，规定民间一切财物交易，每千钱要抽取56文为税。还有“月桩钱”，是借口军事开支勒令州县按月上缴的杂税。农业税按田亩数量征收，中小地主总是把赋税转嫁给佃户、佃户最苦了自耕农往往因征敛过重而沦为佃户。

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女贞贵族的掠夺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农民只得忍受征敛的加多加重，在极艰苦地条件进行生产。同时，金军虽曾在南宋初年渡过长江，但在广大军民的坚决抵抗下很快被迫北撤。此后金军数次南下，皆因北方兵民的牵制和南方军民的堵击，未能再过长江，南方经济生产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斗争保障了南方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再加上北方人民不愿受女贞贵族的压迫剥削纷纷南迁。

年，南方人口万，年，即达万，20年间，增加了四分之三。这是继五代十国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徙。这不仅为南方各经济部门提供了劳动人手，且加速了各地区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交流，结果使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

南宋统治地区只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农业生产最丰富的江、淮、湖、广皆在境内，因此物产丰饶，足以裕国。南方水利灌溉事业原本发达，南宋政府为增加赋税收入，奖励州县官兴修陂塘堤堰等水利灌溉工程。湖南潭州的龟塘，镇江练湖的72源，皆可灌田万顷，兴元的山河堰，灌田多顷。绍兴被堵塞了的鉴湖，以及会稽、山阴、诸暨等地的旧湖都得到了疏浚。

各地圩田面积扩大，州县官大都兼任提举圩田或主管圩田的职务。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3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江东的丹阳、固城、石臼三湖的滨湖之地全成圩田。永丰圩、万春圩、陶新圩等圩长数百里，围垦田达数百顷、上千顷。圩田能够抗旱抗涝，做到稳产高产。涂田、沙田、梯田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绛州（山西新绛）引马壁谷水淤田，使河床淤泥入田，把每亩只收五七斗的盐碱地，变成了能收二三石的良田。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到处垦山导水大造梯田，福建路的耕田大部分是梯田。“梯田”一词即起源于宋代。

江浙一带农耕技术进步。农民深耕细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季，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然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从此遇旱不枯，可保丰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

南宋初年，江南各地广种占城稻，产量大增，有的地区种早占稻，一年可以两熟。随着大批北人南迁，麦的需要量陡增，江浙湖湘闽广各地广种春小麦。

南宋初，植棉地区已由气候较热的两广和福建北移。南宋后期，棉花种植区已向北推进到长江淮河流域和巴蜀各地。南宋的产茶州县比北宋有所增加。两广、两浙、福建和四川，是甘蔗种植区。

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官田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情况日渐增多。纺织业是手工业的重要部门。苏州、杭州、成都是丝织业中心，皆有巨大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产品种类繁多，精致美观。随着种棉地区的扩大，各地棉纺织业逐渐发展起来。铁键、弹弓、纺车、织机等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棉织业的兴盛是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棉布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原料。

南宋的造纸业及雕版印刷业颇有发展。各产地的纸各具特色，江浙纸质厚色白，川蜀纸质细而轻，安徽纸轻而且薄，福建建阳纸多自然色竹纸。建阳还产一种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的椒纸，纸性坚韧，且可防虫。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寺院及书坊，都刻印书籍。两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刻印业很发达，拥有大批熟练的刻字工人，并在字体刻风上形成了各自的风格。

制瓷业在手工业中有突出地位。南宋政府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设有官窑，瓷器的釉面呈现各种美丽的纹片，尤以青瓷，翠青如玉，视为珍品。景德镇的瓷业规模极大，瓷窑各有其名产品，内部分工很细，工种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工序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别。产品远销川广荆湖各地，号称“饶玉”。广州、潮州及福建的同安、泉州、福清、连江等地的制瓷业，产品繁多，包括各式碗、盏、碟、盘等，主要远销海外。

南宋的造船业很发达。海外贸易，不论华商外商，多乘用中国造的船舶。泉州、福州、广州、明州，皆有巨大的海船制造厂。年，宋高宗逃往海中避难时，仓促中从福州、泉州、明州募集到大海船多只。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在吨以上。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洞庭湖杨么起义军与官军对抗时，双方都大力制造车船。杨么的车船最大的长30多丈，高10丈余，装有24个轮子。虞允文在建康附近抗金，也用过这种车船。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又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

南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皆十分引人注目。

临安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10户，数十万人。从钱塘江流域和沿海州县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有平江（江苏苏州）、湖州甚至淮、广运来的米，明、越、温、台等州运来的水产、海鲜、严、婺、衢、徽等州运来的柴炭、水果。城内“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无一家不买卖者”。建康、鄂州（湖北武昌）、成都人口都超过10万户、数十万人。泉州是对外贸易中心，人口也有10万户、数十万人。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百个镇市也因商业发展而兴旺起来，地位仅次于县治。政府在各镇设立场务，收取商税。有些镇市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居民达10万户，是川、广、荆、湘、淮、浙货物集散中心，黄池（安徽芜湖）、沙市（湖北沙市）、上海的前身青龙镇（上海青浦），都是在当时发展起来的著名镇市。镇市是沟通城乡经济的重要环节，农民在此出售粮食、蔬菜、手工业品，又从这里购买所需的各种商品。广东路有镇市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有些市由于商业繁盛，官府也设置场务收税，并发展为镇，有的镇也升格为县。宋、金对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皆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立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由于榷场有各种规定和限制，又要抽税，因此民间走私贸易，不论沿海和陆地都相当兴盛。官方使团相互往返，也往往附带做些生意。金对宋出口商品有北珠、毛皮、人参、丝织品、银、马等，宋对金出口物资有粮、茶、铜钱、牛、书籍、舶来货等。近几十年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考古发掘中，发现有湖州铜镜、福建建阳刻印的书籍，而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的瓷品更遍及各地。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各地所产的丝棉布帛之类物资的流通情况，也应是十分繁盛的。

南宋的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除临安外，广州、明州、泉州、温州等地皆设有市舶司，主管外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高宗末年，市舶司收人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一倍以上。广州、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太食、真腊、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商船不时入港，南宋输往阿拉伯及东南亚的商品有瓷器、丝织品、铜钱、金、银、铜、铁、铝、锡等，输入的商品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苏木等。明州主要是对日本、高丽进行贸易，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等，自日本输入的商品有硫磺、木材、水银、沙金、宝刀、扇子等。运往高丽的商品有各种绸缎、腊、茶、瓷器、书籍等；自高丽输人的商品主要有人参、矿产品、绫布、扇子、文具等。

结语

据《萍洲可谈》说，当时福建、两浙、广南等路，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很多。“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貯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貯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